沈志华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学演讲中（我看的视频即是这次）
华东师范历史系教授
书房中的沈志华沈志华是个传奇人物，80年代初，他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世界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不知何故没毕业。他下海经商，结果大获成功。成功后，他杀了回马枪，搅动了波澜不惊的史学界。
1996年至2002年间，他个人出资140万元，从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一万多件俄国解密档案，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还把搜集来的所有资料，自费复印一 套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有的还自制成光盘，交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 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沈志华对史学界的贡献不仅是买回了价值连城的档案，他还潜心研究，“用事实说话”，取得许多突破性成果，解开不少历史谜团。他的研究方法也是可圈可点。
在旧书市场，看到他写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翻也没翻，就决心买下，就冲着对他的敬意，不读也要买。
不过，既然买了，怎会不读。
作为中国人，我很想了解学者基于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重新解读，它涉及到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评价。
书中记载，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特别是从苏联手中收回东北的主权，毛泽东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艰难的谈判，最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同盟 者，苏联无偿转让了巨额财产，转让了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拥有的一切权利，失去了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中国则收回了在1945年根 据苏联与国民党政权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去的主权和利益。
收复东北的主权，无异于虎口拔牙。早在沙皇时期，俄国就有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就曾染指中国的东北。斯大林的对华政策的两大战略考虑中，除了把蒙古从中国的 版图独立出去，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外，另一条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后者已经迫使蒋介石以条约的方式 予以确认。
可以做个比较，至今为止，俄国与日本关于北方四岛的领土纠纷仍没解决，这更显得达到上述目标之不易。而承认外蒙古独立，也是中国政府在现实政治的条件下，不得已咽下的苦果。
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可以指责其在历史上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维护国家主权上，确曾竭尽全力，沈志华基于史料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这一点。（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谈判过程，详见该书正文和《余论一：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对于中国当年应不应该出兵朝鲜，后人多有争论。沈志华在《余论三：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中分析说：出兵朝鲜，有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宣布台湾 未定论和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刺激；也是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还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对最后一点，沈志 华分析说：美军越过三八线后，金日成一旦战败，很可能退到中国境内，美军就可能以追剿的名义越过中朝边境，苏联也有了出兵中国的理由，这样，无论战争中哪 方胜利，中国的主权都将受到影响。所以朝鲜战争是不得不进行的。
然而，沈志华不无惋惜地指出：朝鲜战争本来可以在更早的时候、以更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式结束。如果在中国军队入朝近三个月的1951年1月13日，即 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后结束，上面提到的中方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都已变成现实，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但 是，因为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战争延续了33个月，中方并没实现更大的战略目标。而中国从人员伤亡到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都付出了本不 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无论是与苏联签约，还是出兵朝鲜，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在不遗余力地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这不是源自感情的辩护，而是基于史料的分析。
沈志华是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单位的“三无人员”，但就凭他在史学上的贡献，他被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高校聘为客座教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沈志华现象值得深思。
沈志华是从商界杀回学界的，将来会不会其他人也做类似举动，如果有，他们会不会象沈志华一样有出人意料的斩获？和一直在学术界辛勤劳作的人相比，沈志华有什么优长？沈志华从商的经历，与他的研究成果间是什么关系？
据我的观察，沈志华现象不会只是孤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大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经历了商场的大起大伏，尝到了拥有金钱的快乐后，会有一些人希望在另 一个自我实现的方向上有所成就，就象西方的大亨在拥有足够金钱后，热心公益事业一样，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儒商转入学术界。他们有曾在学校受过基本的学术研 究的训练的优势，在经过人生的历练后，他们会选择自己比较喜欢、或自认为比较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研究下去。探索的乐趣远胜于收藏的乐趣。
说句让学术界丧气的话，在某些研究领域，这种转回学术界的人极具杀伤力。他们过了金钱关，不把学术研究当作谋生手段，因此也就不必追随国家课题、不必瞄着 市场需求，无需看人眼色定选题，不用小心翼翼谈想法；他们不必考虑一时的功名，不象在一个学术圈里长期混的学者，他们不怕说出格的话，他人也会对他们的放 胆格外宽容；他们得以摆脱学人间的人事纠葛，不用非要在导师主编的书中写出几章节，不必研究自己并不擅长或是并不喜欢的课题。
人一生能在官、学、商等领域出入几次，对构建多重价值观极有好处。可以使人生不囿于某种局限。把商场的效率观带入学术研究，会一下子打破传统的研究方式； 把学术的求真观带入官场，会让政治更具道德；把官场的务实观引入学术，会使学术研究更妥贴地把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不过，成功地实现不同领域间的跨越是件难事，虽乐于见之，但不会是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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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史家沈志华 (来源：中国青年报)
10年前，沈志华年过不惑，经商获得极大成功，觉得挣钱永远没有尽头，应该是一心一意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了。于是，中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商人，多了一个殊为罕见的历史学家。
和一般学者的儒雅内敛不同，他身材魁梧，喝酒如水，仰天大笑的样子更不“斯文”，震得屋子里传来回声。他说起历史事件的年月日随口道来，可却总是记不住自己最喜欢的冰淇淋“哈根达斯”4个字。
在中国历史学界，沈志华是一个传奇人物，一个“异类”。
1996年至2002年间，他个人出资140万元，从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1．5万余件，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他个人出资设立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11年来已资助出版了80余本史学著作，由他出资组织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超过30起。
他身兼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社科院等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或兼职研究员，却一直是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单位的“三无人员”。
就个人研究成果而言，他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被认为是“国内研究朝鲜战争的一个新的起点”；“以大量丰富而可靠的档案文献和适量的口述史料，对长期无人知晓、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和正反颠倒的重大史实作了澄清、填补和纠误……”他本人被评价为“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
更有学者认为，沈志华和他的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他代表着当代历史研究的一种民间化趋势。他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都有别于历史学界因袭的从概念出发，以结论剪裁史料的弊病，重新回归到从材料出发、就史实发言的本源。
10年前，沈志华年过不惑，经商获得极大成功，觉得挣钱永远没有尽头，应该是一心一意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了。于是，中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商人，多了一个殊为罕见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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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历史便没有白活 (来源：中国青年报)
沈志华家里有一间专门存放档案的房间，几十个纸箱，每份档案，他都可以讲出一段故事。
俄罗斯使馆的冈察洛夫，原来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后来到外交部任职，曾出任驻华使馆首席参赞。沈志华和他是通过学术界的朋友认识的。冈 察洛夫不仅抽出时间，连续数小时解答沈的疑难，一一解释很多档案原件中难以辨认的手写批语和签名，而且还把自己做研究时的好多资料赠送给他。“比1994年叶利钦送给韩国总统金泳三的还多。”沈志华喜滋滋地说，像是一个突然掉进了糖果堆里的孩子。
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博士，沈志华只是在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他一面。然而当沈志华知道他掌握了一批中苏同盟条约谈判的俄国档案，并通过电子邮件向他索取时，他非常慷慨地按照沈提供的目录一一复印并邮寄到中国。
还有美国独立学者威瑟斯比女士。作为一位俄罗斯问题专家，威瑟斯比曾多次赴俄国档案馆查找文件，个人积累了大批原始资料。当沈志华在美国向她谈起收集俄 国档案的困难时，她不仅热情地带沈到书房参观，详细介绍自己所收藏的档案文献，而且还利用假日亲自复印这些材料，无偿提供给他。
“这些人对我的刺激挺大的。”沈志华说。对他刺激大的，还有另外一些事。
国内某位学者，手里有一本新出的俄文书，沈志华想借来复印一下，不行。再问“能不能告诉我具体的书名、出版社，我自己想办法找去？”也不行。
某家研究机构订有一些俄国杂志，沈志华想去看看。第一次，人家没说什么。第二次再去时，那些杂志全被收了起来。
“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沈志华说：“我就是要给他们做一个榜样。”
他把从俄罗斯和美国搜集来的所有资料，自费复印一套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有的还自制成光盘，交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
那些资料印坏了一台复印机，沈志华家里的第二台，也不得清闲。他在京城南郊的别墅里，经常住着来查资料的学界朋友和为论文找资料的研究生。
在独立学者的身份之外，他最看重的是老师这个称呼。“沈志华在党校讲课，每次都是人满为患。”韩刚说。好多次，课结束了，底下的学生不走，不停地鼓掌，沈也只好一次次返场，像歌星似的。一个北大的学生说，听沈老师的课，让人脑袋开窍，不仅是他讲课的风格，更是他告诉你的历史真实的力量。
“历史教育，一定要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他说自己这一代人曾经深受其害。“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苏联史教科书不能看。看了那些档案，一脑袋汗，以前学的全是假的。教科书是干什么的，教学生的，教完以后他们的文化结构里就是这套东西了，结果给人的都是假的，这不是害人吗？”
“哎呀，这么一说，我都想编教科书去了，这个责任更大。”他自己嘀咕。
作为一个独立学者，他觉得，10年来，社会对他的认可，不仅是对他研究成果的认可，也是对他个人研究方式的认可。在体制之外，学术运作本身的渠道反而更为通畅和自由。“我想做什么题目自己决定，用不着审批。我想写什么自己知道，找什么我也知道，也知道哪里去找。”
一位社科院的学者笑言，在某种意义上，沈志华可以作为衡量学术研究宽容度和自由度的标尺。
很多人说，沈志华是个理想主义者。在他自己看来，理想主义与其说是为改造世界或影响他人，不如说，首先是自我完善的需要。
“人，总要体现出你的价值。芸芸众生，几十亿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必要？每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以为，做生意体现不出我的价值。挣钱，有人比我挣得多得多。”沈志华执著于历史研究的理由说起来很简单：“我就是想把那些过去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并不了解的事弄清楚，这样我才觉得没有白活。”
也许，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用新发现的史料解读历史，赋予历史生命和灵魂，让自己活得明白，也让更多的人活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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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史家的粮食 (来源：中国青年报)
因为在开放过程中引起了一些外交纠纷，1996年时，俄国档案的开放程度已经有所收缩。而在那之前抢占了先机的，大都是美国的学术机构。
1997年、1998年，沈志华又和社科院学者两次赴美。“档案，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那就是粮食啊。”沈志华特别爱说这句话。如果说过去只能吃别人嚼过的剩饭，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不抓住，就太不应该了。
美国的好处在于，只要你有护照，无论是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还是各总统图书馆，5分钟就能办一个出入证，什么都不问你。复印价格便宜，一页只要10～20美分，有的还免费。像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国家安全档案馆这样的专业档案馆，文件更是分类清晰，不用你自己一页一页地找。他们要做的就是整卷复印，腰酸背疼但心情愉快。两次下来，一共带回了十几箱档案，比在俄罗斯收获还大。
为了找“粮食”，沈志华和夫人李丹慧曾自费沿中苏、中蒙边界各省区走了一圈，去了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重要市县档案馆，收获颇丰。可碰上的头疼事也不少，有些家门口的“粮食”，找起来，比大洋那边还要困难得多。
在黑龙江，他们夫妇专门住在档案馆对面的宾馆，人家上班他们上班，人家下班他们下班，周末还要给档案馆工作人员付加班费。忙了10天，复印了几千页，却因为差了一份人情，不许他们带走复印的资料。电话从省外办一直打到外交部，尽管有《档案法》，尽管外交部说既然是开放档案按规则办就是了，那也不行，就是不让带走。直到现在，那些资料还存在那里。
为了研究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情况，沈志华专门去了一些大企业的档案馆。在鞍山钢铁公司一个档案馆，人家说，你只能看和抄写，不许复印。
沈志华奇怪了，你这里无非都是些党委书记的报告和年终总结，有那么严重吗？对方说：“这可都是机密。”
有的地方更惨，连大门都不让进。不得已，他只得动用各种资源，贴人情、贴钱，苦苦寻觅那些别人眼中的“故纸”他的“粮食”。
开国际会议时，沈志华和其他中国学者不止一次地被人问起：你们的论文为什么很少用自己国家的档案？你研究中苏关系，为什么只有苏联的档案没有中国的档案？
“真是让人尴尬的问题。不明白的，都以为是中国学者不勤奋，不趴档案馆，不做基础工作。”他说。
在档案馆遭遇冰冷面孔和警惕眼神的，绝不止沈志华一人。
中央党校韩刚教授，有次和一位美国学者聊天，说起自己为了查阅资料请档案馆的人吃饭。那个美国学者不明白，“不对不对，你要利用他们的档案，应该是他们请你吃饭。”
韩刚说，我们对待档案，仍是保管高于利用；而美国人的想法是，到我这里看的人越多，用我档案的人越多，我的档案价值就越高。所以，在美国很多档案馆，学者去查资料，不仅不要钱，还可以申请档案馆设立的研究基金。
1999年，国际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是基辛格三角外交档案的提前解密。那批档案包括当年美中苏三国领导人之间30多次会谈记录，涉及三国最核心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问题。让中国学者觉得新鲜的是，这批档案，完全是美国学者通过国家安全档案馆，根据1966年开始实施的《信息自由法案》，敦促国务院等部门未到解密期而提前解密的。
名头响亮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实际上是一个民办的学术机构，依据《信息自由法案》，向政府部门和国家档案馆不断地要求开放令学术界和公众感兴趣的美国军事和外交档案材料，并将这些材料复制后，供公众查阅或结集出版。沈志华的大量资料就是从这里复印的。
2002年8月，34卷36册共计1800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终于出版了。全书收入1917至1991年有关苏联历史重大事件的档案文献近万件，共277个专题。据沈志华说，除俄国本国外，这是目前收入俄国档案最多的文献集。34卷中，沈志华自己完成了8卷。如果加上因为内容敏感而最终没有被收入《选编》的朝鲜战争和中苏关系部分，他一个人做了十几卷。作为执行主编，他不仅自己参与整理编辑，还要负责协调全国各地13个翻译组和参与这个项目的编者的工作，经常坐着飞机到处跑。
他承认，分类、注释、核实人名地名都是非常考验人耐性的事，很多人都不愿意做这种基础建设的工作。
“但这是粮食啊。”他说，写出一篇文章只是一个人的成果，完成这个项目，多少人都可以搞研究了。整个国家的研究水准上不去，一个人又能跳多高？让他高兴的，现在已经有博士论文开始使用这些新材料了。
“其实，”他身子前倾，手半遮着嘴：“好多人不明白，在看史料的时候，当你发现那个一直想找的东西的时候，找到那个关节点的时候，有多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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